知青丨季思聪：这次不是学农，这是真的插队当农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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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思聪，女，生于北京，文革中期进入师大女附中（当时更名为第150中学，现为师大实验中学）。1976年初高中毕业后，到延庆县永宁公社太平街大队插队落户。1977年参加高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77级毕业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后考入中国青年报，任《青年参考》部编辑。1989年留学美国，定居至今，现供职于新泽西州某公立图书馆。
原题
延庆县永宁公社插队生活的记忆
1976年3月5日，是我们师大女附中（当时更名为150中学）75届高中毕业生中很多人一生都会记得的日子：我们在这一天，一道被敲锣打鼓、夹道欢送到北京远郊的延庆县，开始了我们在永宁公社的插队生活。40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很多情景，记忆中至今依然鲜活。
3月5日上午，我们乘着一串大轿车，浩浩荡荡开到了永宁公社。出城之前，还有一段锣鼓喧天，人群欢送。以往下乡都是背着背包走去的，我这还是第一次乘大轿车下乡呢，在这之前我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在盘山公路上行车。108盘山公路上的春天，是北京城内看不到的景色。所以下乡的一路，我一直情绪很高。
几位老师也跟在车上，一直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我和一帮同学落户的太平街大队。那天的整个白天都是热热闹闹的，周围又是箱子又是被子的好多行李，除了行李还又是老师又是同学的，给人感觉就和往年下农村学农差不多。但到了下午，老师们忽然地都不见了。
那一刻，我才实实在在地感到，这次可不再是学农，老师们——也就是我们的中学，再也不会继续陪着我们了。他们已经返回城里，我们得留下来，以后就在村里过农民的日子了。下乡的头一天晚上，我记得自己有些不敢言说的怅然。
第二天早上，全体知青集中，那种怅然也就消失了——同学们依然都在么，还是跟学农差不多。那个年月里大家都不娇气，因为从小被鼓励的就是不能娇气，于是，几乎没有什么过程，我们就都很适应延庆农村的环境了。
从上小学开始，我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就已经很强，进中学之前，父母先后下了干校，初中时代我是一个人留在北京上学度过的。到了家人从干校返回的高中时代，我甚至已经开始照料家人了。所以，对于和家人的分离，我和同学们一样，都习以为常。
中学的几年里，每年都有至少一次的下乡劳动或学农，郊区农村的一切、还有和同学们一起的集体生活，对大家来说已经司空见惯。在整个插队日子里， “想家”、想父母是没有的。也许会想念北京，那里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毕竟相对丰富，只是这种想念一般是羞于出口的。
1976年初，文革已近尾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还没有彻底结束，到此时也已是强弩之末。所谓插队，也差不多成了象征性的，即不必到边疆去，也不必到任何艰苦的地方去，就在离北京不远的郊区比划比划而已。因为距离近，一旦想回北京也很容易，出了宿舍走三四分钟来到公路上，登上长途车三个小时就可以回到北京。
因为不必到艰苦的地方去，我们的插队生活，与早几年学兄学姐们到云南内蒙古黑龙江山西等地方插队的含义，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与1960年代相比，文革后期的下乡动员也已经理性得多，比较地人性化了，不再是人人非下乡不可。身体不好的、家里有困难的，可以留城的尺度已经比较宽松。
在延庆县永宁公社左所屯大队插队的150中学75届高中女生
同班一位要好的同学，甚至代我填写了家庭困难的留城申请表，是我自己拒绝申请的——我的身体实在是太结实了，为了家里可大可小的困难而不肯下乡，即使是我这样当时的落后分子，也觉得实在是抹不开脸哪。因为表示愿意下乡，我几年不敢申请加入的团组织当即就接受我了。
我和其他几位女生一起被分配到太平街大队的第三小队，住进了为知青新盖的两间坐北朝南的宿舍。我和张京、胡晓玲三人住了其中一间，隔墙住着另外两名女生。屋里近一半的面积是个大炕，三个人睡得很宽敞。炕前盘了个炉灶，门口一个不大的水缸，两挑4桶水就满缸了，不像当地老乡，家家的水缸都超大。
我们每个人的箱子既当储藏柜，又当桌椅。水缸上盖个帘，就可以当脸盆架；舀水的汆子插到炉火上就可以当烧水壶。北京家里的那些床啦，衣柜啦，书桌椅子啦，饭桌板凳啦的一概没有，每天也一样过日子。当年这间屋里的一物多用，老是让我联想到数学运算中的最大公约和合并同类项之类。
老乡家里家具比我们多一些，农具比我们发那些崭新的家伙趁手一些，饭菜比我们操持的可口一些，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当时的经济情况是贫苦的。尤其是那些家里没有人在城里当工人的人家，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可能全家没有一分钱现金，需要个油盐酱醋，孩子上学需要个铅笔橡皮什么的，就拿几个刚下的鸡蛋到供销社去现换。
城里人每天要扔的垃圾，他们一概没有，因为什么都是宝贝：炉灰，垫地或当肥料了；瓜皮烂叶，喂猪了；更没有废纸、和废弃的塑料罐子玻璃瓶子什么的，因为第一根本没有来源，第二即使有来源，也都有的是用场，绝不会扔掉。
后来忘了是因为什么，队里把我们三人安排住到老乡裴大叔家里去住。他们家家境殷实，有着干净整齐的砖瓦房院，条件显然比其他很多农户人家好出很多。裴大婶个子高高，人长得漂亮，虽蹬着双解放小脚，可浑身上下干净利索，气质上一点也不像个乡下人。当时我觉得她体面的外貌与她不必下地干活有关，如今看来，她那种气质其实更是平和的性格使然。
她家三个儿子满囤、满库、满仓，个个健康和精神。大儿子满囤是裴大婶早年抱养来的，一直视为己出，当时已经成年；满库满仓还在读中学，农忙放假的时候，也和我们一起下地出工，个个是好劳力。裴大婶经常把他们家大柴锅里的炒菜给我们端过一碗来，记得有一道土豆加扁豆，到今天想起来，还是觉得真是好味道。
插队生活的住处一直还不错，感觉不方便的是用水。北京家里都是自来水，拧开龙头要多少有多少，下水道也是随之现成的。这里就不成了，想要用水，得一担一担从井台挑回来，用完的废水得一盆一盆泼到门外去。从井台到我们宿舍有百来步远，每天两挑水，同屋的几个女生轮流去挑。
在延庆县永宁公社太平街大队插队的150中学75届高中男生
从干校回城没有几年的父亲，一直保留了他用一根很好的木头做成的一副漂亮扁担，我下乡时他就送给了我，我们宿舍就用它来挑水了。记得老乡们看到我这副做工讲究的扁担，还很是称赞了一番的。我肩宽，体壮，很快就适应了挑水，两大桶水挑起来走得稳稳当当的。
胡晓玲也行，而且挑起桶来并不像我一定得用两手一前一后地抓着两只桶，她是用两手在胸前稳住扁担，平衡好了就走得稳稳当当了。张京不行，溜肩，经常是扁担压到了后背上，压得她龇牙咧嘴，一路趔趄。
生炉子是第二个考验。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掌握窍门，老乡总说我们“费了煤，还没烧暖和”。而且越是天气冷，火就越是难着。记得有一次大风降温，炉火越发地半死不活，越来越弱，那天夜里我觉得全屋冷的直把人心都冻铁了一般，到今天想起来还感觉得到那种寒气逼人的恐怖。而到了天气暖和的时候，炉火反倒很容易就越烧越旺。
一天夜里，我梦中感觉喉咙剧疼。然后不知是怎么醒过来的，发现满屋都是浓烟。同屋的胡晓玲和张京也都被烟呛醒，三人惊见由于炉火太旺，火苗从炕缝中升腾出来，把睡在中间的我枕头下的褥子烤着了。我赶紧掀起枕头，露出已经烧出个大窟窿的褥子，那是我头一次见识棉花的燃烧，原来那是没有火苗的，就是火星子一点点蚕食，红过去之处变成黑色，其烟甚呛。
张京睡眼惺忪地从水缸里舀起一瓢来，哗地倒在我的褥子上，一瓢不够，她又再去舀了一瓢。随着第二瓢的浇下来，火给浇灭了。三个人忍不住地笑，笑她机械木然的灭火动作，笑我那残疾了的新褥子——那是为了插队我妈特地给我做的北方式褥子。
我父母是从南方调到北京的，家中的很多东西和生活习惯都保留了南方的风格，比如竹碗柜竹椅子木头澡盆，垫褥是在网好的棉絮上边直接铺床单，在以往的学农下乡中，我这样与众不同的垫褥曾受到同学们的讥笑，到了插队，天天和同学们住在一起，我觉得万不能再用这种南方垫褥了，我妈便学了北京人的做法，给我在垫褥外边缝起了布套，我才得以理直气壮地在同学面前铺床了。结果刚用了没多久，这么一烧就又露棉花了。
第二天早上，大家看着这一炕的狼藉还是忍不住地笑。管知青的干部闻讯赶来，以为这下子要看见几个哭天抹泪的女知青了，没想到“姐妹几个坐在那里笑呢！”可见灾难当事人自己的感觉，与听到新闻的人们感觉很不一样。我自己只是很惋惜我的北方褥子，看到烧成那狼狈样觉得很是可笑，这点事情，离着让人要哭应该还差着老远呢吧。
到了第二年，全太平街的知青一起搬进了新盖的大队知青集体宿舍，和下一届，也是最后一批插队知青混住在一起。知青生活更加统一化了，可想应该是又方便了很多。不过，那种住在各小队，和老乡们一道过的家常日子也就完全没有了，因为如此，那一段集体生活的日子具体是怎么过的，在我的记忆中很是模糊。
在延庆县永宁公社插队的150中学75届高中男生在地里干活
插队生活中第二次半夜惊魂，是唐山大地震的那一次。那天半夜，我被有节奏的巨大摇撼惊醒，感觉中那种摇撼还伴随着有节奏的“倥通，倥通”的巨响！听见有人喊，“地震了，快出来！”
可是摇晃得太厉害，我的脚怎么也摸不着拖鞋。门外已经在喊了，“季思聪，你干什么呢，还不快出来！”听见我说穿不进鞋里，她们乱喊，“你还穿什么鞋啊！”我却只有一个念头：鞋哪能不穿？外边地上太脏和扎脚咋办？
之后的很多天里，因为担心余震，大家还是睡得很警惕。那时的延庆，即使在夏天，到了夜里还是相当的凉，盖得住棉被。我比别人容易紧张，地震后更是不敢脱衣服睡觉了，每天被子也不铺开，就穿着大衣枕着被窝卷睡。同屋的她们便把每个人的大衣都盖在我身上。这样，她们都脱了衣服放心睡，一旦夜里有动，我跳起来就跑，顺手把身上她们两件大衣也捎带出来，三人就谁也不会狼狈了。我记得，这个睡法我竟然也能睡得很结实，就这么和衣睡了好多天。
第三次夜未能寐，是一个真正的“不眠之夜”。号称要赶回北京参加毛主席的追悼大会，我和其他十几个同学一起，在108盘山公路上整整走了一夜。1996年时我曾经写过一篇“难忘1976”，详细地讲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到了今天，居然又是20余年过去，回想当年，依然与20年前的感觉一样。
太平街大队的知青是在统一的伙房开伙的，当地的干部管账，厨子是雇了当地一个叫吴金友的老乡，再加若干知青帮厨。我们队的梁大妈多次跟我们说过，“你们算是赶上好时候了，下工后有伙房给你们做好了饭”——的确，如果干了一天活儿回来还得现做饭，自己折腾那些储备煤啦柴禾啦、加工粮食、操办副食，那简直就等于插双份队了。
而且，即使辛劳可以战胜，手艺却是无法轻易过关的，光是学会拉风箱使用烧柴禾大锅，就是件太不容易的事情，那可是比挑水难了太多的技术活儿，估计到插队结束的时候我们还不一定能掌握好。学会用玉米面做贴饼子、拨面鱼、炒“傀儡”、压饸烙，都不是一日之功啊。
我当时少不更事，把伙房视为理所当然，事后回想起来，我们这群知识青年下乡来，虽有上边的拨款补助，肯定多半还是给当地农民添乱添麻烦添负担来了，地还是那么多地，粮还是那么些粮，却加进我们这么一群人来分食他们一年的收成，老乡们大概只能把我们当了苛捐杂税，认命挨宰吧，再多加养活一个伙房，横竖也是债多不愁了。而这个知青伙房，便让我们的插队生活与真正的农民生活有了本质的区别。
一到开饭时间，我们就捧着统一发的大海碗去伙房端饭。刚开始看那大碗，觉得大到不可思议，但逐渐地，那碗在我眼里就越来越小了。伙房里的饭菜肯定说不上美味，但也有很好吃的时候，比如经常出现的土豆炒片，就让我非常喜欢。
一直到今天，我都记得伙房那口大锅炒出来的柿椒土豆片在劳动回来以后给我带来的巨大快乐。从那时开始，土豆就成了我终身的最爱，没有土豆丝，土豆片也可；没有土豆片，土豆块也可……
那个时候，人人饭量都很大，因为正值年青，要劳动，菜里油水又少。以粮为主的伙食，风吹日晒的田间耕作，使女知青们大多又红又胖，我就是典型一例，一直红胖到进了大学，又红胖到大学毕业。插队时的饭量，也基本上一直保持了下来，一般的饭碗总觉得嫌小。
2008年，知青们回到永宁的太平街，当年三队女生与当年三队队长陆继成（中）合影
赶上伙房蒸馒头，我们就拿了馒头到老乡家去，换他们用大柴锅烧出来的粗粮细作饭食。记得有一次，伙房的馒头没发好，梁大妈的儿子已经吃过了饭，还是把我呈上的四个死面馒头都吃光了。老乡们说过，“什么是吃饱？做的一锅（澡盆那么大）饭吃完，没的吃了，这顿饭只好停嘴。”
那时侯，他们能吃上小麦面馒头时的欣喜，我当时想遍自己所能想到的各种美食，“烤鸭？烧鸡？狮子头？红烧鱼？”还是感到没有任何能让我们高兴到他们吃上白面的那种程度。
秋收是最让人喜欢的季节，首先，秋天的气候宜人，户外干活既没有夏天的炎热，冬天的寒冷，也没有春天的风沙。第二，同样是干活，收割就是比播种让人高兴，因为能看到成果么。
春天的拉动轱辘和砸土坷垃最没劲，收工的时候除了一身黄土啥收获也没有，就觉得格外疲惫和厌倦。太阳底下薅玉米地，简直是在地狱里行走，真正的汗滴禾下土，看前头和看后头都是一地小苗，不过是前头密一些，身后稀一些，完全不可能给人带来欣喜。
秋收季节就大不同了，活儿虽然未必轻松，却不像耕种季节让人感觉那么劳累，因为庄稼都长得高大起来，不用人蹲在地上伺候了；土地也被庄稼抓住，没有春天那么大的尘土。割玉米虽不算轻省，但是歇“歇儿”的时候可以点火烤玉米吃。
还有，收割时节的景象很让人陶醉：来到地头的时候，看到的是满目玉米秆，一路割下去，回头一看身后露出了大地，夕阳下看着大地上一捆捆玉米秆，即使在那个不崇尚抒情的年月、不懂得审美的年纪，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美好印象。
20年后的一个秋天，我在自己家院子里扫树叶，前面是满地黄叶，身后是黄叶尽扫的土地，夕阳下看着装满树叶的大纸口袋一个个竖在地上，便让我想起了永宁的秋收大地。无意中把这个感觉讲给女儿听，竟被她做成一首诗《妈妈整个下午在后院扫叶》，其中有句言称，“妈妈想起了20年前秋收的大地”云云。
女儿把这首诗拿出去参加全美国少年诗歌比赛，得了个一等奖，美国当时的桂冠诗人来信祝贺，州里的报纸来记者采访写了一大版，前前后后她听了无其数的赞扬。（只有她中学的一位老师觉出点疑问：妈妈整个下午在后院扫叶，那一下午你在干什么呢？天日昭昭啊，老妈一人干活，她睡了一下午的觉。）
收割中的俏活儿要属摘菜了。柿子椒大到半斤多一个，翠绿厚实，北京的菜摊上从来没见到过这么优质的。刚摘下的茄子直接生吃，比北京买的苹果还水灵甜脆，与我们在城里看到的已经失去水份和甜味的茄子，根本不是一个东西。我和张京两人替换着，一个人背着筐在前面走，手里捧着个大茄子啃着，后边一个人摘了茄子扔进筐里……张京那顶破草帽下穿着小碎花衣裳的背影，也永久地留在我记忆里了。
刨土豆也比较愉快，前边有人用镢头刨出来，我们在后边抹去泥土之后往筐里装，再把很沉的筐背到地头。走不动的时候我就多想伙房大锅里的土豆片，对那沉重大筐和一走一陷的土地的愤恨就可以稍解。
在永宁乡下前后不过两年的时间，记忆中好像没有吃太多苦头，而且，那些日子与之后的人生相比，好像还挺无忧无虑的——出工听队长派活儿，吃饭有伙房，其他就没有啥可想的了，第一年里尤其如此。只是到了第二年，开始对前途隐约生出了一些焦虑，不过这种焦虑还没有来得及真正展开，就恢复高考了。然后，稀里糊涂就结束了插队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虽然有些费力却绝对省心的青葱岁月，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2017年9月，师大实验中学百年校庆，当年在太平街大队一起插队的同学们再次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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